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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对中医影响深切,中医的学派和派系

道学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对中医的影响也深刻而长远,其“气一元论”的思想与中医理论起源密不可分,也深刻影响着中医理论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没有道学,就没有中医。但中医在发展过程中,却不仅仅只受道学的影响。儒学对中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中医的学术史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研究和论战中,曾经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学派流派和医学观医学特色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医学观医学特色蕴铸中医学成为独特的理论体系,但在这个体系中,因研究主旨不同,见解之异、技术至臻殊,则可产生不同的学术思想和流派。当代中医学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自觉地推进学派流派体系的建设。

     
儒学,也称儒家思想。它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作为主流意识流派而存在的。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最原始的时候它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而从汉代开始,它便专指由孔子创立的逐步发展的以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学对中国,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始萌,其与道学思想不同。现普遍认为,中国三大思想流派中,佛学讲究“出世”,儒学讲究“入世”,而道学偏于“顺势”。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思想文化约束较少,故各流派思想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学即在这个环境中发展起来,并逐步壮大。在此时期,政治混乱,民生维艰。普通民众无力改变时局,只能顺应天命,故道学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在统治阶层,由于要稳固政权,法家思想更受欢迎。而儒学,在此期间虽在文士阶层壮大,但并非主流,对中医的影响非常有限。从此时期最著名的中医著作《黄帝内经》来看,其思想与道学一脉相承,讲究顺应天命,精神内守,其所载之方药味一般较少,讲究效力专精,无甚儒学思想痕迹。

学派和流派难以截然划分

     
对儒学做出贡献最大的,当首推其创始人—伟大的至圣先师孔子在春秋战国那礼崩乐坏的时期,烽烟乱世成为思潮萌动的温床,这其中之一的儒家思想也正快速发芽。他提出“克己复礼”,竭力想要维护周朝时等级秩序及礼乐制度。孔子的思想可以浓缩为两个字“仁”和“礼”。其仁说,显示出很强烈的人道精;其礼说,则体现出了礼制精神,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主题,对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政府都应该是适用的。而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在他的心目中,采用道德礼教来治国是为最高尚,最管用的治国之道。此种治国方略也叫做“德治”或“礼治”,施德,礼于民,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撕裂了贵族与平民之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在某些言论中,孔子尝试着从道德上来根本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人的灵魂问题,这便为儒家思想抹上了几丝宗教思想。比如《论语·卫灵公》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比如《论语·泰伯》中“君子笃与亲,则兴与仁”。笔者认为,这些虽是道德规范的典范,却未免有些理想化了。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些都是孔子的思想精华,也的确为儒学体系的构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汉时期,儒学经历了从被统治阶级压制到被统治阶级推广的历程。其思想由政治力量推动,渗透到整个社会。本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且国力强盛,儒学作为官方推广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不仅在政治上有了影响,也开始对医学产生影响。儒学推崇“中庸”,在本时期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里,便带出了“中庸”思想的痕迹,其思想内核虽仍有道学特点,但已有儒学痕迹。在《伤寒杂病论》的方剂里,药味较《黄帝内经》明显较多,组方讲究搭配,多味药配合使用,以增强药性,减小毒性,用药不再独求力专效猛,而偏于搭配之后使药性相对温和。多味药搭配使用虽有经验积累的因素,但也是儒学“中庸”思想的一个端倪。“反佐”的药物搭配是“中庸”思想影响的一个闪光点,通过药物的互相牵制,达到一个方剂毒力相抵、药力仍存的效果。

研究中医的学派和流派,不妨考虑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等人的一些意见,可以把学术思想和学术史也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段”来考虑。首先是长时段的,是人们长期延续的习惯、知识与技术中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念,它变化缓慢但延伸久远,初创的著作往往被尊奉为经典。其次是中时段的,称之为“时期”,这大约十数年乃至一代以上才能显示出变化,有杰出的大师与天才的思考和研究,有时确实改变了一个时代甚至影响以后的时代,学派即有这样的作用。再就是短时段的,这是由于突然出现的剧烈事件或某种技术方法的使用而引起的思想与学术的变化,有时如朝代的性质变更、领袖的意志力量等,也能在短时期使思想与学术转轨变向,但这种变化常常会时过境迁,属于短时段的学术如流派或一些没形成学派的学说。

     
继孔子之后,对儒学有巨大推动力的是孟子。一般来说,孟子很大程度上在“仁”的方面继承了孔子,并将之发展成为了性善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之天性,作为性善论的基础即“四心”,所谓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以性善论为基础,他希望推行“王道主义”,学习古代圣王如尧舜等人,“以德服人”,令人“中心悦而诚服”。同时,他还持一重要的政治原则,是为民贵君轻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万章上》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他巧妙借助天的力量,说明了核心为得民心者的天下的民贵君轻论的合理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的动荡,道学又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学缓慢平稳发展,汉时传入的佛教也在此时期逐渐壮大。本时期的医学著作较多,其思想特点仍受道学较多。

可以说,学派属于时期,为中时段或更长,流派为短时段;学派以自成理论体系为标识,流派则属于学派或学科中的一分支,以经验称著,以诊治风格见长。医学史上很多有价值的学说,如王叔和在《脉经》中所记的小儿变蒸学说,《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的“气出于脑”等学说,因于传承的局限,仅成为一个闪光点,而未被发展,仅可作为流派内容之一。学派则阵容强大,甚至可以超越学科,例如清代的温病学派,除治用内科和温病外,在外科、妇科也有温病学派。如清代著《疡医心得集》的高锦庭即属于外科温病学派,中国中医科学院已故妇科专家钱伯暄教授属于妇科温病学派。

     
自孔孟以来,儒学从萌芽的小树苗,不断吸纳灵气和精华,正慢慢向茁壮的方向成长。但好景不长,“六王毕,四海一”,秦王扫六合,天下始归一。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采用极端的手段,——疯狂地进行焚书坑儒,强行推行思想统一,造成了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极大扫荡。儒家思想在此阶段遭受政权的打击,迅速消沉下去。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思想流派绚烂,儒家重新走上主流道路,佛家开始盛行。此时期医学著作较多。伴随校注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潮,校注经典医书的行为也开始出现,并且开始了官修医书,如《新修本草》等。

但是,学派与流派还是难以截然划分。如当今称著的火神派,在南宋时就曾称著一时。在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及方匀的《泊宅编》等几家笔记中,都记载南宋杭州有名医石藏用字用之者,喜用热药附子,又有名医陈承喜用寒凉药,以至群医中流传谚谣曰:“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匣中一盘冰”。历代名医中以擅用附子并传承为流派者为数不少,如南宋针灸家窦材也有“附子先生”之称。近代重庆陈寅安、成都人行医于上海的郑钦安、香港陈伯坛、云南吴佩衡、四川范中林等皆重用附子,近几年又有“火神派”的旗帜高扬,对流派和学术研究都很有意义。

     
好在天道好轮回,暴秦无德,二世而亡,汉代始兴。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胸怀大志的汉武帝采用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舞台,成为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最好工具。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目的论。他这些理论相当好的适应了当时的西汉社会的发展需要,更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也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这对后来的封建社会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其新儒学体系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以及神秘主义等,到封建社会后期,却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宋元时期,是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期儒学思想上流派纷呈,较为开放、活跃,创新之处较多。以新思想新知识注解经典成为一种风尚。受这一思潮影响,这一时期,医学上出现了大批注解经典的著作,如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即为代表之作。伴随着新兴的“理学”逐渐成为儒学主要流派,其“格物致知”的思想深入人心。受理学思想影响,当时学术研究表现为研究细化,分类更多更细。受其思潮影响,医学也出现了分科研究。如钱乙的《小儿要证直诀》是儿科的代表著作。

学派和理论发展互相促进

     
时光轴指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儒学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彻底打牌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传入并盛行,儒学发展可以说是迎来了继秦朝之后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这一时期,儒家理论几乎是止步不前的,除了无神论方面有所发展,在哲学本体论上是没有大的进展的
。南朝无神论者范缜在其《神灭论》一书中提出了“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观点,这虽然有体用论的意思,却没有展开来进行充分论述,可以说这仅仅搭了一座空架子,没有太大的可以实用之处。虽然是处在衰落期,可儒学传统并未中断,依然很幸运地被保留完好。所以,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及隋唐时期的儒学历经波折,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这两个时期也成为上乘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我们再将目光转到宋明时期,这时的儒学经历了岁月烽火的洗礼,重新回归原来的优势地位。发展至此,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先秦两汉儒学了,而是发展成为“理学”。宋明理学亦被称作“道学”,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思想体系,它包括宋代以洛学为主的道学,到了南宋朱熹时达到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还有就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而狭义的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按照通常的分类方法,可将次分为气学,数学,理学,心学四个派系,它们分别以张载,邵雍,程朱,陆王为代表。在这之中,程朱理学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将“理”放在的至上地位。朱熹作为集大成者,他自《礼记·乐记》中“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总结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结论。与之相对的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理论概念充分反映出他的思想倾向。作为陆王心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王阳明,他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陆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一切都应该以“灵明”的心为宇宙万物的源头。宋明理学是一面反映当时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与解决社会,文化问题时产生的深刻哲学智慧的镜子,它折射出并引导了中国古代后期社会发展趋势和文明的走势。正是这样的智慧果实,成功地让儒学重新回到正统位置上去了。它有力地塑造了中华民族重道义气节,强调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的性格特征,也成为了南宋以后的官方哲学。有重大作用如它,它也有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很明显的消极意义。宋明理学以三纲五常来厄制压抑人的自然欲望及创造性,禁锢人的思想自由。这为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以及社会动乱悄悄埋下了伏笔。

明清时期,儒学占据绝对主流思想地位,但此时的儒学思想本身未产生重大发展,而是延续“理学”思想。此时学术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综合性总结性著作,总结前人经验;另一部分仍是讲究深化、细化。本时期的医学著作也呈现出这个特点,大规模的医学总结性著作涌现,如《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等;细化的医学著作也开始涌现,如出身伤寒而又别于伤寒的温病辨证体系,以及滋阴派、火神派、补土派等学术流派。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发展缓慢,裹足不前,甚至有倒退之趋势,其对中医的影响即表现为这一时期中医理论细化而创新较少。

学派和理论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学派的形成起码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要有宗师,即一个有影响有威望的学术带头人。二是一部或数部反映学派观点的传世之作,并保持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风格。三是一大批跟随宗师的弟子,他们本身必须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才。学派的成败兴衰,此三者不可缺一,这也表明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在师承。在中国医学史上,伤寒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重要学派,因传承而称胜,派中名家辈出,就足以说明传承对于学派乃至学术发展的重要了。自《内经》奠基中医理论以后,在各具体问题和环节上,不断创新并发展充实,演为各家学说,各学说的人才萃集为学派,二者互动,不断发展。其学术生态是:创新之学术始基于经典,又发展了经典。正如明末清初王夫之先生在《周易外传》中所言中国学术发展是“新生于故,而新故相资新其故”,这也是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之一。

     
历史的车轮行至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进入了垂暮之年。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窟窿摆百出,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一大批对传统儒学教条持批判与修正态度的思想家们涌现出来,他们对现存的政治态势很是不满,于是首先想到的是统治人们思想的理学。这其中最突出的几位如“离经叛道”,向封建传统观念大胆挑战的李贽,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批判君主专制的黄宗羲,主张“经世致用”,开清代考据学之先河的顾炎武,发展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猛烈抨击“孤秦陋宋”的王夫之等。虽然他们都对传统儒家思想大加批判,却都只是对其批判继承,希望为儒家思想增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并不是要将其推翻。由此有人将这个时期的思想特征归纳为“儒学的继承与变异”时期。这些进步思想家们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促使了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展现出良好的势头。这在当时思想界无疑是一股清流活水。

清末民国时期,伴随着国门大开,政治极度混乱,儒家思想作为“落后”的象征被遗弃,这一时期的医家们也开始吸纳外来思想、文化、科技,儒学的影响虽然惯性存在,但也逐渐减小。甚至作为解释组方原则的“君臣佐使”亦遭受抨击。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些学派因其理论思潮先进,成为一面旗帜,而推动中医理论的全面发展。学术思想的演进有时呈现为思潮。在宗师、思潮、学派流派三者中,宗师辟创了学派或流派,学派和流派又反映一定的学术思潮。思潮是学术自身运动规律的最高体现。例如温病学派就是在首用凉药的思潮下形成的。这也是长期实践经渐变而催生的。唐代孙思邈治疗热病就已经在辛温药物中配以辛凉之品,有千金葳蕤汤,金代刘完素已倡主火论,用凉药治热病,明代吴又可治瘟疫则以凉药为治,至清代叶天士等温病学家们,首用辛凉治疗温病就成为势所必然的学术思潮。在此思潮中,再合以察舌验齿诊断经验、用药经验、经典依据,进行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就确立了温病学派。在温病学派下又有温热派、湿热派、瘟疫派以及温病伤寒派等支派,各支派可堪其为流派。研究学派和流派,抓住思潮,从其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和理论本质,才能弄清人物成就纷繁和理论多姿的医学现象。

     
而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船坚炮利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播撒了欧风美雨,这强势的外来文化对儒家思想造成了猛烈冲击。在政治极度动荡的情况下,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儒学开始有了新思考,从而形成了较为对立的两种思潮。一种是由于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承认儒学所拥有的历史价值,却否认古代礼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指导意义。一方面认为儒学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学说之一,一方面又觉得儒学旁生出来的一系列理论规范只能适用于它的社会,放在现今已经不合身了。如陈独秀所言“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不肯认为孔子的伦理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无价值。”胡适也认为,儒家文化在经过宋明理学之后,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早已退化,所以应该将其复原。然而,持另一种方法思考的也大有人在,如最先回应新文化运动中批孔反儒的梁漱溟。梁是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创始人,是对中华民族性进行阐述的最有力者。他在一片西化浪潮中提出以“世界最近将来的文化将要向中国文化复归”为基调的东西方文化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使得中国传统哲学走向西方社会,将中国哲学精神归纳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其一是新理学做到了“极高明”与“道中庸”的高度统一,其二使中国原本最具宇宙和价值本体的“理”更具与西方哲学“共相”的属性。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传统哲学的一次全新诠释,同时为中国儒学走向未来开辟了新的道路。

儒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画卷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医的发展与儒学丝丝相关。儒学的思想、儒学的研究方法无一不影响着中医的发展。在新时期,中医应该结合新知识新思想,传承发扬创新,立足本来,面向未来。

学派和流派

     
到了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涌出的各种问题使人们不得不重新重视儒学。在人类踏入新千年之时,世界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强烈呼唤。这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观念“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这对我们提出了重视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的新要求,回顾中华文化发展源头,以此来呼应世界文化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的新局面。因为中华民族此时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路口,必须要回归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再者,要想建设“和谐社会”,就需要对自身本体文化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即“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如此看来,复兴儒学的任务是十分必要而艰巨的。

是中医学术的生长空间

学派、流派是推动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动力。独树一帜的学派或流派,不仅是传授知识和经验的通道,创新的温床,甚至可以因其理论的带动性,使医学发生模式转换。

学派和流派是中医学术的生长空间,以伤寒学派为例,在宋代就有成无己首开先河的注释派,朱肱、庞安时等人的整理派和韩祗和、许叔微、郭雍等人的发挥派。明清有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派,张遂辰、张志聪等人的旧论派,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辨证论治派,俞根初的通俗派和陆九芝的伤寒统温病派等。张仲景及《伤寒杂病论》问世以降,形成了强大的伤寒学派,以其“经验—辨证”的学术模式,突破了《内经》的“整体—理论”模式。张仲景之学术,以六经为纲,以理法方药贯穿的条文,为辨证论治“垂方法,立津梁”,在医学发展史上是一次模式转换。以河间和易水两大流派为学籍的金元四家,虽然各有专长又有争鸣,但其共同的一点是,都辨证循按病机,讲求气化,把以往方证对应的辨证发展为病机辨证,可以“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勿耗气,精遗勿止泻”,突破了“经验—辨证”模式的方证对应,可称为“病机—辨证”模式,这个模式把中医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上几次学术演进,既有承上启下的学术传承,又有所转换,既是学术资源的增长,又是标志性成果的辉映。

中医理论体系中学派、流派的演化趋向: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变革,继续向前发展。例如医经学派、伤寒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二是内部分化,各自引申发扬或分异,形成新的学派体系,例如河间和易水学派,又以其分合而成金元四家,又继而分为若干支派或流派。三是由于客观认识的统一或自身生命力不强而走向消亡。古代很多失传的学派或流派多属于这种情况,但也有承传难度大,后继乏人或社会因素等。前者如华佗的手术学派,因绝技失传,到清代手术已被外科内治取代。后者如串雅医派,因社会变迁而消亡。

此外,学派与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学科有一定联系:有的学派或流派可发展为学科或专科,例如唐代孔颖达疏《礼记·典礼》“医不三世”后,谢利恒进而指出“此盖中国最古之派别也。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中国医学源流论》)但是到秦汉以后,《灵枢经》或“黄帝针灸”及《难经》、《素女脉诀》皆合为医经学派,而《神农本草》则发展为本草学科,即今日之中药学科。也有古代的学科发展为今日之学派者。例如伤寒在古代曾经是与大方脉并列的学科之一,但目前统属于内科了。

中医学发展呼唤新学派流派

从学派的社会功能来说,学派有增扩学术的功能,流派有传承经验、嗣续绝技保护学术遗产的重要作用,学派与流派又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学脉,故培植学派和流派以发展中医理论是当代中医学人的重要使命。

当代有诸多因素利于学派和流派的发展:一是中医正处于从传统类型向现代化类型转化的转型时期,具有对新学派新流派的诉求。二是中医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国家又有名老中医的传承目标和计划,为学派和流派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三是相邻学科的发展,有利于和中医形成交叉学科,将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催生新理念,利用新技术,有利于新学派新流派的发生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用战略的眼光认识学派和流派,强化学派和流派意识,鼓励中医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自己的学派,医院形成自己的流派,同时加强对已有学派流派的研究,充分利用高端论坛的学术平台,让伟大的学术思想在学派流派思想的争鸣与摩擦中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应警惕和拒绝影响学派流派发育的帮派化运作,以减少其负面作用,从而形成健全有生机的学术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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